2022年,负债成了基层治理的普遍问题

负债成了基层治理的普遍问题。 比如,山东省H市C县作为一个拥有70万人口的农业县,已经负债230多亿。按照10%的利息计算,负债利息已经大幅超过当地财政收入。又如在贵州省,原先精准扶贫基本就是靠行政强力扶持,而乡村振兴时代是后扶贫时代,需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因此行政力量需要继续“送一程”,对集体经济进行再次扶持。然而不符合市场规律的集体经济发展,只会产生无效益的集体经济,以及村民对行政资源的依赖心理。贵州省S县虽然算是黔东南财政状况较好的县,还没有拖欠公务员工资,但当地土地财政1亿,却已负债80亿,利息每年需要偿还1-2亿。县长说,负债是不可能还了,银行只能要利息,否则连利息都不给。当地乡镇没有任何财政收入,乡镇和村两委的运转完全依赖中央和省财政转移支付、项目资金划拨和东西部协助资金转移支付。
在陕西省H县,一个乡镇的行政运转经费3万,水电费8万。镇长年终绩效只有1000元,还只有全县12个乡镇中排名前50%的乡镇才能享受,而且年终绩效2022年还被取消了。村委会的行政运转经费2万,扣除报纸费用后基本就没有了。而全县一年的项目投资就达到100亿,包括陕煤这个大型国企的投资50多亿、城建项目20多亿、乡村振兴10多亿、景区投资几个亿,可见其中大部分都是工业项目投资。乡村振兴主要靠中央和陕西省的资金,市、县两级为了进行相应的财政配套而形成债务。政府以发展的逻辑打造村集体经济,每个大棚都依赖政府投资30-40万。然而除了贫困村还能获得一些帮扶收入,那些通过项目而打造的产业村、乡村振兴亮点村,却几乎没有成功的——不但没有获得任何村集体收益,反而使每个村负债200-500万。村庄不得不争取新的项目,以填补之前项目留下的窟窿,其结果是村庄出现许多无法与村民现实需求对接的超前建设。
在湖北省E市L区调研,城投公司已经破产。当地为了融资,将纪委和环保局大楼作为资产,抵押给国有债券公司贷款5000万,债务仍然留在各局。局长不得不答应这样做,否则将被撤换。而建造大楼时,政府还有对开发商的钱没有还清。一旦政府融资后经营失败,政府大楼就没有了。
拉练、造点、红黑榜、观摩,都是逼迫基层创造政绩的常用手段。L区广泛开展“乡村振兴拉练”,区委书记带动区直领导去现场打分。对于乡镇干部而言,在拉练中取得成绩后的奖金虽然不多,但政治激励更大。村两委主职干部都是80-90后,他们只是承接乡镇下达的行政任务,而群众工作只能交由聘任干部处理。为了在拉练中取得成绩,乡镇让每个村选一个小组开展造点工程。村干部被要求自己筹钱,以14天为期完成建设任务。每个村的造点投入,一般都可达到300-800万。村干部不得不到处借钱,许诺工程队。由于政绩逻辑代替了市场逻辑,政府主导下的生态保护区建设和农旅融合项目,只生产出公园化、碎片化的景区,并不能产生收益。乡镇看似在很短时间内创造了奇迹,但导致大量资源的无效使用,并且每个村都因此而负债累累。 “干部拉哭了,村庄拉空了,村民拉懵了”成为当地基层干部对“乡村振兴拉练”效果的总体评价。
当地农村还是2014年开始打造的“内置金融”点,“内置金融”成为村集体的第二财政。当地农村2017年存款1000多万,2018年还被中央电视台宣传过。但2020年就产生坏账400多万,亏损100多万。“内置金融”的后果,是无法回收的呆账。
在当地农村,地租虽然每亩低至100元,但插秧成本每亩达到200元,种田并不赚钱。因为政策规定贫困户种田每亩可以得到300元补贴,上限3万元,所以当地基本是贫困户在种田,并且他们一般把种田规模控制在100亩以下。当地村民最为迫切的需求是什么呢?是水利体系,和农业技术。然而当地水利体系早已解体,土地早已细碎化,农技推广体系也因乡镇农技部门的取消而被破坏,以至于今天当地的水稻种植需要靠人插秧,限制了小农向规模种植户的发展。
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于无法产生治理效能的造点工程,却疏于理会村民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基层普遍负债、金融风险无比巨大的后果,最终将转嫁给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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