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角度看待元朝的原因

本文将从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分析元朝灭亡的原因。不同于其他论述，多从阶级制度和民族压迫入手，如果对元朝经济没兴趣，不看也罢！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拧巴的一个朝代了，蒙古人用一种非常奇葩的方式，将这个幅员辽阔辽阔的大帝国拼了起来，并磕磕绊绊的走了几十年。

作为一个从游牧部落急速膨胀而成的大帝国，元朝统治者始终没有彻底完成从奴隶社会向封建化的转型。导致国家内部，既有奴隶制的残余（农业、手工业），又有当世界上最发达的国际工商贸易。

在两条道路间左右徘徊的蒙古人，既无力解决农耕百姓的权属（“汉法”），也无力满足工商业发展的规则，随着标志国家信用“纸钞”的崩盘，元朝也就重新回到北方草原，继续过起了游牧的生活。

因此，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可以看成是蒙古族南下，进行的一次社会体制升级尝试，但最终是以国家经济奔溃的方式告终。

元朝政府内部，关于如何管理国家一直都存在路线之争，从忽必烈尚未建立大元开始，便有很多汉族大臣相伴左右，这些“汉法派”大臣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采取传统封建王朝的赋税方式，通过大量人口积累的方式来提升国家的总体财富。

但色目人大臣，希望国家以工商业税收为主，主张增加税收种类，细化税收内容，来扩大国家财政的收入。

其实两种税收方式并没有对错之分，只是主次的区别，或者说是如何确定国家经济体系的发展方向。

平心而论，一个国家的征税体系，从来都是以剥削一部分人，来补偿另一部分人的方式运行的。

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色目大臣和汉族大臣的主张，分别代表着“快钱”和“慢钱”。想快慢通吃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估计也曾困扰过马云和任正非。

但蒙古人被这个题目搞晕了，弄不清到底怎么走才是王朝大道。

说起来，蒙古人在这方面确实不太灵，以前也从来没有类似的经验，以至于根本搞不清楚，如此巨大的一个国家，究竟会有多少财富。

窝阔台时期曾有过这样一桩事，当时蒙古人想法很简单，自己弄税太复杂，也不会弄，干脆包出去得了。中原巨商刘廷玉曾找上门来，答应以140万两银币，把蒙古帝国中央政府的赋税承包了。窝阔台一听都动心了，这多好，简单快捷、旱涝保收！他脑袋里没有钱的概念，可耶律楚材不傻，死活拦着不同意，把这件事搅黄了。可等到色目巨商奥都喇合蛮加码到220万两时，窝阔台再也忍不住了，当即拍板，就这么办了，马上拿钱！

这就能看出，一方面蒙古人脑子里，对于治理国家真没什么概念。另一方面要是能拿快钱，还是嘎巴溜脆的好！

既然选择了拿快钱，那就应该重商税、轻农税，总要稳住一头，但蒙古兄弟的选择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从忽必烈的阿合马时期开始，元朝增加收入的方式，就成了中原的农税、西北的牧税、东南的手工业商税并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朝各税种的科目越来越多，税负负担也越来越重。

另外，对于农户来说，蒙古人的赐田制度，简直就是噩梦。朝廷随时会将某一地域赐给蒙古人，而这块土地上的农户瞬间便会沦为奴隶。这导致生活没有安全感的，并不仅限于最底层的农民，一些小地主也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惧之中。

因此，在1344年（元惠帝，至正四年）开始的农民起义中，大量的领袖并不是衣食无着的贫苦农户，而是刘福通、陈友谅这样的地主阶层。

我们再来说元朝的商业。

大量元代史料都记载着，元朝的海外贸易，承接南宋的遗产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以至于，我们在研究中古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时，都称之为“宋元贸易”。

当时，包括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明州、台州、钦州等地的贸易港都成了吞吐量巨大的商港，尤其是刺桐城（泉州港）一跃而成世界第一大港。

马可·波罗在书中曾这样写道：“假如有一只载胡椒的船到亚历山大港或到奉基督教诸国之别地者，比例起来，必有一百只船到这刺桐（泉州）港。”

同样，贸易的范围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元代《岛夷志略》、《大德南海志》中涉及的海外贸易地点多达220个。其中包括，今菲律宾诸岛、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半岛、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以及东北非洲的港口，比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所记载的国名和地名多了近三十八个。

而且，随着元代造船技术的进步，中国商品输出到非洲已经不需要在阿拉伯卸货转口，而是跨海直达。

据记载元代商船，“挂十杖之杆，建八翼之橹，舵碇必良，索纤必精，载必异国绝产”，而马可波罗书中则明确记载，元船水密舱技术已经广泛使用，极大提高了船只的抗沉能力。

东西方贸易商路的贯通，让外国的香料、珠宝和食品在中国大行其道，除了大量珍珠、宝石成了蒙古人的珍玩，就连菠萝蜜、椰子、石榴之类的水果也摆上蒙古人的餐桌。

而中国绸缎等纺织品、陶瓷（元青花）、金属制品、纸扎、乐器、书籍，则成了西亚、非洲最顶级的奢侈品。

大量的货物往来，带来的另一个改变是，元朝发行的“纸钞”在东南亚成了一种通行的货币，颇有些“亚元”的意味。

《岛夷志略》中记载，在交（越南北部）、罗斛（泰国南部）、乌荼（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等地，用交钞与当地货币折兑使用，并称“甚便民”。

虽然很多人不喜欢元朝，但必须得承认元朝海外贸易的发展，至少有两点有赖于蒙古人。

首先，相比于农耕的汉族王朝总有种天下中心的思想，比较喜欢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啥也没有，自古以来就有贸易的诉求。

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对海外贸易持鼓励态度（当然也是为了收税）。1278年（至元十五年），忽必烈在刚刚夺下福建后，就诏谕“诚能来朝，朕将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10）

另外，蒙古帝国虽然分崩了五个帝国，互相之间看着有点别扭，但至少都在蒙古人统治之下，对于贸易往来都没什么限制。

而商人在蒙古各个汗廷中都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也让联络中亚、阿拉伯、北非、欧洲商路更加通畅。

与此相对应，汉族政权很多时候，并不是贸易的能力，而是没有贸易的诉求。

平心而论，明朝郑和之所以能下西洋有赖元朝甚多，如果没有元朝培养的大量造船工匠、水员，以及海图航志，单凭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便开始的“禁海民不得私出海”召令，郑和就是想去，也不见得去得了。

但再好的势头也架不住蒙古人折腾，大概是海外贸易太赚钱了，很快就有蒙古势力从中上下其手。

首先就是朝廷对巨贾大商常借故夺其财利，而后又以放贷的方式参与其中。最后干脆在至元21年（1284年），废除了“细物出口十抽一；粗物出口十五抽一”的税制（这其实就是南宋的税制）。

代以官商分利制，“官自具船、给本（即所谓官本船），选人入蕃贸易”，所获赢利，官取其七，商得其三。（《元史》卷94）

但海洋贸易变数极多，朝廷实在难以控制，再加上官商之间的利益难以平衡，导致元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封关禁海”。

虽然却有受到倭寇骚扰的原因（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倭患），但连续四次封关禁海，显然有内部利益无法平衡的因素，干脆采取了杀鸡取卵的解决方案。

但管理国家是个复杂的工作，不是砍脑袋这么痛快。封关禁海让原本是政府收入大头的市舶司，逐渐成了鸡肋，元朝本就冗员沉重、赤字累累的国家经济更加捉襟见肘。

元朝统治者最终决定，用滥印纸币（纸钞）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这成了放倒元朝的，最后一记闷棍。

1260年，忽必烈推行纸钞（中统交钞、中统元宝钞）时，元朝尚未建立。早期的纸钞，以丝绸、银为本位，以银两为单位，施行非常严格的银本位控制，纸钞币值非常坚挺。

取得江南后，南宋货币废止，元朝也以“宋会五十贯，准中统钞一贯”的比价，将南宋政府发行的会子，用中统钞如数收回，在整个中国境内统一了货币。

虽然，纸钞对元朝早期经济恢复，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但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严格执行纸币本位体系，导致纸钞滥发几乎成了惯例，宋、元、明皆是如此。

随着元朝财政亏空缺口不断扩大，金银准备金被大量挪用，导致纸钞的价值不断缩水。

1287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新发行的至元宝钞兑换旧币的汇率是一比五。这也就意味着不过短短20年，中统元宝钞的购买力已经贬至原来的五分之一。

1309年(元武宗海山，至大二年)，新颁行的至大银钞兑换至元宝钞的比例又是一比五。这时，忽必烈最早颁行的纸钞价值只有原来的二十五分之一。

等到末代皇帝元顺帝时期，宰相脱脱再次推动经济改革，开闸放水狂印至正交钞（元朝最后一种纸钞），迅速导致全国性的恶性通货膨胀。

“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每锭50 贯），易斗粟不可得”，纸钞沦为废纸一张，百姓拒绝使用，经济倒退回以货易货的方式，“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元史·食货志》）

元朝市井图

也该元朝倒霉，老天也过来添乱。相比于明末连年旱灾，元顺帝执政时，年年发水。

公元1344（元顺帝，至正四年）至1355（至正十五年）这11年里，黄河竟泛滥了9次。

为了疏导河患，元朝征发15万人修治黄河，由于国家没有财力，赈灾时只能发放纸钞，导致民怨鼎沸。剩下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网上曾有人感慨，当时脱脱提兵镇压红巾军，胜绩连连，不但擒杀芝麻李，还围殴张士诚于高邮城下。但元顺帝忌惮脱脱，罢其宰相位，革职流放云南，导致元朝再无复兴之望。

其实，国家玩到了这个地步，就是十个脱脱也没戏了。我从不相信，历史会有偶然性，尤其是当它运行在王朝命运转折点上的时候。

假如说，元顺帝嘎巴一下噎死了，换一个新皇帝上来，无限信任脱脱。那他就一定有能力扑灭全部红巾军起义，扭转元朝几十年来形成的冗员雍余，改变连年赤字的窘境吗？

其实，他在元朝最后一次货币改革中，已经给出了答案（“钱钞并行”），事实证明不过如此。

说到一个王朝的崩盘，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专注于外敌、内斗、民变、天灾等方面，但一个历经弥久的王朝，这几件事时时都在发生，为何有时消弭于无形，而有时成了肘腋之患？

其实，都是经济之手，在暗中操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