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信任与政府统治

作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

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伯滕威泽讲座教授，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

所有群体都面临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难题：如果说每个个体都具有强烈的利己动机、具有逃避集体协作的趋向，那么集体利益——譬如防备掠夺、维护环境、确保日后食物供给等——又将如何实现呢？面对这一难题，人类反反复复地运用着三种不同的集体利益创造机制：权威组织、合作机构以及信任网络。尽管上述分类并未获得政治学理论的广泛认可，但研究经济过程的学者们却频频采用着一种与之相似的分类法：将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组织方式，划分为科层式、市场式和网络式。

表2.2 经济学与政治学对集体利益创造机制的分类

传统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忽视或否认市场的制度基础，相比之下，制度主义取向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念更为持平。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商业网络中的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常常以私人关系干扰非个人化的有效竞争，从而败坏了市场。但是，制度主义观点却认为，市场(即合作机构)建立在共同的意义、规则、实践和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尽管常常看不见这个基础，但如果没有它，具有非私人化外表的市场亦将随之解体。将上述经济领域的讨论延伸至政治领域，这一分类可以有力地澄清政治变化的过程。

《信任与统治》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胡位钧 译

上海人民出版

2021年1月

需要明确一点：上述三种类型概括的是理想型的组织原则，而非彼此泾渭分明的具体组织结构。以经济社会学家为例，他们热衷展示的，正是在公司商号或权威组织中形成的信任网络是如何组织和跨越其边界，以及具有怎样的后果。权威组织或多或少地与合作机构相混杂，而合作机构也显然包含了信任网络——合作者围绕着这些网络建立起了广泛的信任。在本书随后的篇章中，我们将一再见证亲属、移民或贸易信任网络是如何在信任网络与公共生活的交叉点上建构权威组织的。

因此，这三种模型仅仅反映了程度上的不同，诸如“某个权威组织做出某种行为”之类的陈述，也应当被理解为“某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权威组织特性的特定结构做出了某种行为”，或是“某个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权威组织原则和合作机构原则的特定结构做出了某种行为”。为使行文更加简洁，本书将这种理解视为当然。

权威组织将对强制、资本和信义的自上而下控制，归属于旨在实现某种利益的集权化权威(concentrated authorities)。至少在跨国公司兴起并对国家构成步步紧逼之势之前，国家在各种权威组织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与它的任何竞争对手相比，国家对强制、资本和信义的控制更加广泛，亦可在更大的范围内对行动、人口和资源予以协调利用。当然，公司商号、教会组织、基层政府(small-scale governments)甚至家族，有时也可能扮演起权威组织的角色。

不过，在集体利益问题上，权威组织的缺陷也日益明显。权威组织能够造就的集体福祉往往很少，但所需耗费的集体成本却很高；权威组织控制资源更多是造福自己，他们通过控制资源维护自己的权力，而丝毫没有顾及百姓的苦难和怨恨。不过，如果权威组织一切运转得当，也可借助自上而下的激励措施——强制、资本和信义——增进集体利益。

对于合作机构的成员来说，合作就是权威。在听命于权威方面，合作机构与权威组织差异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合作的权威只是临时的、小范围的，甚至是针对单个人的。合作机构与权威组织的区别，主要集中于一点——前者认可彼此拥有退出的权利。在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问题上，人们可能形成某种合作机构。对于彼此具有一定关联的人们共同提取池塘资源——如鱼塘或牧地——的行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有着卓尔不凡的洞见。奥斯特罗姆指出，在下列条件下，池塘资源的共享者更有可能接受规则——即制度——以增进其共同的福利：

(1)大多数共享者拥有一个共同的判断，认为若不采用一个可予替代的规则，他们将受到损害；

(2)拟议的规则变更对大多数共享者的影响大致相似；

(3)大多数共享者对公共池塘资源的持久使用极其珍惜，换句话说，他们急功近利的比例较低；

(4)共享者面临相对较低的信息成本、变革成本和实施成本；

(5)大多数共享者彼此分享最基本的互惠和信任规范，这些规范成为初始的社会资本；

(6)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群体规模相对较小，也较为稳定。

倘若满足了上述条件，共享者们更有可能认为他们将从合作中获利，并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控制搭便车现象。奥斯特罗姆更加全面、也更加令人信服地指出，持久的集体合作依赖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相互支持，并以此应对相反的自私倾向。这三个要素是：个人对他人所持有的信任、个人为赢得值得信任的好名声而付出的努力，以及互利互惠规范的适用。合作机构将上述三个要素结合在一起，从而维护了公共池塘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信任网络由网状的人际联系构成，而人际联系又由强大的纽带构成，居于其间的人们将弥足珍贵的、重大的、长期的资源和事业置于其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信任网络与奥斯特罗姆的池塘合作制度不同，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点。第一，信任网络将其成员的重要活动置于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严重风险中，其程度是任何合作机构所不及的。第二，信任网络的运作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任何一个特定信任网络中的成员都只是所在区域人口中的一个小群体，也就是说，他们将大多数其他人排除在外，并与其他的网络竞相争夺对资源的控制。第三，退出信任网络不仅困难重重，甚至完全没有可能；无论宗族集团还是秘密教派都不允许其成员轻易退出。第四，尽管信任网络常常运用强制和资本进行内部激励，但是它更加倚重社会单元中小范围的信义关系，并以此促使彼此之间相互关照。第五，也是以上四点的必然结果，即被信任网络驱逐的代价相当高昂，失去这种伙伴关系将对个人福祉造成严重打击。

一般情况下，权威组织、合作机构和信任网络的区别大致如表2.3所示。它表明权威组织综合具有以下特点：退出难度是可变的(你无法轻易出狱，但你可以辞掉大多数工作)，对池塘资源采取集权化控制，应对成员失信、失误或失败的能力适中，被组织驱逐的代价适中，以及从纵向(等级制的)纽带向横向(相对平等的)纽带转换的可能性较高。这些特点将权威组织与大多数信任网络区分开来。对于信任网络来说，退出是罕见而代价高昂的，对池塘资源的控制是可变的，应对失信、失误或失败的能力是脆弱的，纵向纽带向横向纽带转换的可能性是不定的——譬如，在某些信任网络中年长者拥有广泛的权威，而另一些网络则恰恰相反。与各自的特征相匹配，权威组织、合作机构和信任网络在运作程序和主要活动方面存在着重大区别。

表2.3 合作的主要形式及其区别

尽管从信任网络中退出是罕见而且代价高昂的，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打算退出，也不意味着没有人被逐出，而是意味着自愿退出面临诸多障碍，退出者或被逐出者代价高昂。就自愿退出而言，它意味着牺牲了以往的扶持形式并令一切重头再来；而对非自愿的被逐出者，也是同样如此。以明尼苏达州大波特奇契帕瓦族印第安人保留地(Chippewa reservation)事件为例：2003年，保留地理事会因醉酒、蓄意破坏和斗殴驱逐了一名成员，由此给这名成员带了巨大的痛苦。

这位妇女——杰奎琳·杰克逊（Jacquelyn Jackson）——如今住在她能找到的任何地方。有时她睡在德卢斯(Duluth)一位年长朋友简陋公寓的帆布小床上，其他时间则在一名亲戚的女朋友的阴暗地下室里搭起帐篷裹着毯子。杰克逊太太，现年43岁，她对自己在那个夏夜的骇人行为供认不讳。事发后的第二天早上，在德卢斯的凄冷晨光中，她承认自己喝得烂醉、举止暴力、行为失常。但是，她认为对她的惩罚过于严厉：她被剥夺了保留地复合津贴，失去了朋友，被遗弃在了清冷孤绝的境地以致失去了生活的方向。“那块土地也是属于我的，”杰克逊太太说，“在我生命中，我还不曾无家可归、从未无家可归，但我现在已是无家可归。”她时而狂躁，抱怨部落政治将她放逐，其他人犯了过错却因朋友或家人任职于部落理事会而未至于此；时而悲伤，大声惊问大波特奇发生了什么，她的朋友们在干什么，她留在屋里的烤架、微波炉和风扇怎样了。她极度恐惧和困惑，甚至不知道何去何从。“每天夜里我都因为想回家而哭泣，”她说，“我太想念那个地方了。”

在权威组织中丢了工作或是被合作机构开除，同样需付出代价。但是，在通常情况下，被迫从信任网络中退出的代价更加高昂，因为被逐出信任网络损害的是弥足珍贵的重大事业，或是被逐出者赖以实现这些事业的途径。

漫长的历史表明了信任网络中的典型事业包括：同居，生育，养育子女，不良嗜好，共享神秘的知识，接受异端信仰，实物交易，信贷，血亲复仇，远距离大宗贵重物品贸易，池塘水资源管理，以及照料病人、精神病患者和老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中有些事业同样可以在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权威之下进行，而政府也持续不断地对信用、长途贸易、水资源管理和血亲复仇进行控制，并努力将其转化为公共事务。

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说，如果条件适宜，诸如水资源控制之类的集体行为有可能演化为合作机制；而诸如生育或不良嗜好之类的集体行为，则通常既抵制自上而下的控制又与合作机制相抗衡。不过，所有诸如此类的高风险行为都终将成为人际网络——这些网络部分或完全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囊中之物。在过去的五千年里，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人都依赖信任网络以谋求事业，并尽可能确保自己所信赖的网络免遭政府的干预。